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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邑名人] 平邑远征军战士张英霖:抗战时期我参与反攻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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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 11: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张英霖生于1925年,山东平邑人,原名张兆霖。1943年参加远征军(中国驻印军),受汽车驾驶训练。学成归国,参加反攻南宁战役等军事活动,运送军用物资和人员往返于云、贵、桂等地,后退伍复学,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学系攻读。新中国成立前夕来苏学习,后定居苏州,曾任苏州博物馆馆长、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苏州市志》顾问等职,著有《苏州古城地图集》、《姑苏漫忆》、《苏州古城散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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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我国为支援盟国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远征军(1942年后也称“中国驻印军”),在1942年3月起的3年多时间里,全国累计投入兵力40万人,在缅甸、印度抗击日军,立下赫赫战功。

  张英霖是远征军众多军人中的一员。光阴荏苒,如今,在世的远征军军人已经不多。抗战胜利6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张英霖接受了记者的访谈。在依据日记和记忆讲述当年从军经历的同时,89岁高龄的他对日本安倍内阁7月1日通过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深表忧虑。他真切希望,日本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汲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日军炸弹,当年从头顶呼啸而过

  记者:张老,您当年为什么要参军?

  张英霖:这和日军侵华密切相关。我老家在山东。读初一那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在中国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弄得无数家庭家破人亡。我也被迫离开老家,随流亡中学一路西撤,经河南、湖北、陕西三省,徒步进入四川后方。

  读到高中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国沿海地区已全部沦陷,所有通向国外的海陆交通线都被日本侵略军切断,国民党政府被迫退缩于西南和西北地区,仅靠山水天险勉强偏安一方。此时日军沿黔桂铁路线长驱直入,攻占了贵州东南重镇独山,重庆已暴露在敌人面前,局势十分危急。我出于爱国救亡的热情,跟同学投笔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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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霖的从军日记

  记者:日军的残暴行径,您亲眼目睹或亲耳听到的有哪些?

  张英霖:我随流亡中学西撤途中,碰到数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通过他们,我听到了许多日军杀人放火的事例,感觉他们简直没有人性。

  我个人也遭遇过无数次轰炸。比如我在四川国立梓潼师范就读时,日军前来空袭,丢下的炸弹就在我头顶上方呼啸而过。梓潼县城很小,我赶紧和同学一起跑到城外躲避,这才没有遭殃。

  1943年暑假,我去成都看大哥,路过少城公园。两小时前,这里刚发生过轰炸,据说日军使用的还是空散弹,炸弹在空中爆炸,弹片四散乱飞,杀伤力极强,躲在公园里避难的人死伤累累。我路过那里时,公园门口拉了警戒线,只见死伤者被一个个抬出来,放在警戒线内的地上,至少有数十人,许多人缺胳膊断腿,身上满是弹片孔、鲜血,真是惨不忍睹。

  由于三天两头有轰炸,有时候一天要拉好几次警报,弄得我们疲于躲避,神经高度紧张,觉也睡不好。

  记者:参军的渠道有许多,您为什么选择了远征军?

  张英霖:因为我正好参加了四川省军管区征召远征军军人的动员会。

  记者:军管区是个什么概念?

  张英霖:这是当时省级的兵员动员、组织和输送机构。军管区下面还有师管区和团管区,分别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专区)、县的兵员动员、组织和输送的机构。

  顺便说一下,作为大后方的四川是兵员补充的重要基地,承担向各战区作战部队输送兵员的任务。

  记者:能介绍一下您的应征经过吗?

  张英霖:先是四川省军管区的参谋长徐思平进行动员讲话。他的前两场动员报告都在三台县进行。第一场是在1943年11月15日,面向的是国立东北大学的学生,不过没有打开局面,响应者不多。

  次日,徐思平再次在东北大学礼堂进行动员,听讲对象转为在三台的中学生,这一次他成功了。我当时在国立十八中高中部读书,到场聆听了他的动员报告。

  徐思平在会上透露,中国远征军急需一批知识青年,在接受美军训练后接收美式装备,开辟外援交通线,参与对日本侵略军的反击。主要方式是通过即将通车的中印公路,使空运无法运送的援华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入中国,为抗日大反攻做准备。

  听完徐思平的报告后,我们立即前往师管区报名。据成都市《新新新闻》1943年11月25日报道:“国立十八中学同学报名者男101人,女34人”,可见报名非常踊跃。

  11月21日,我们通过体检后,领到了军装和简单的装备,并于25日入营,编为一个新兵中队,又称远征大队。

  记者:你们的行动,对其他学生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张英霖:学生从军热潮使三台县都沸腾了,并波及到四川全省和全国各地。正是由于这一学生从军热潮的兴起,使当时的国民党当政者看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可资利用,于是,1944年末,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组建了以201师至209师为番号的青年军。

  但我们和青年军并不相同。青年军由于入伍不久日本即无条件投降,绝大部分根本未参加抗日战争,而成为国民党参加内战的王牌军。

  穿越“驼峰”,飞机贴着山体飞印度

  记者:您参军后,是直接被送到印度去训练的吗?

  张英霖:不是。当局先是仿照1927年大革命时期建立教导团的办法,在全国建七个教导团,其中重庆为教导一团、三团,成都为教导二团。我被编入教导二团,由成都中央军校代训。

  接下来是为期三个月的入伍训练,主要是队列等。1个多月后,因为大哥等人说国民党叫我们去是骗我们的,结果我动摇了,就悄悄回了家。

  不过,在教导二团入伍训练期满的1944年上半年,跟我一同入伍的人陆续出发,乘飞机前往印度。我感到当局所说的“出国”承诺已兑现,就重新回到部队,并在当年年底找到机会,随重庆教导三团去了印度。

  记者:当时是怎样前往那里的?

  张英霖:因为中印公路是1945年1月27日才贯通的,所以我们是从成都乘飞机,穿越喜玛拉雅山的“驼峰”过去的。“驼峰”并不是山峰的名称,而是形容那里的山峰形状像骆驼的双峰一样。

  为什么说是“穿越”而非“飞越”?因为山太高了,我们坐的飞机飞不到那么高,只能从两峰之间穿过。开辟这条航线的是陈香梅丈夫、美国人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由于越南等地被日军占领,这条航线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

  起飞的时候是1944年12月28日晚上。我们坐的是美国空军的C46运输机,里面没座位,七八十号人都席地而坐,身体靠在舱壁上。我因略通英语,被美国机长指定为组长。机长在机舱后部划了一条线,然后掏出手枪说,不准越过此线,否则他要开枪。这是因为我们呆的位置会关系到飞机的平衡和飞行的安危,所以他很不客气,但他讲话中流露出种族歧视的情绪,引起了我们的抗议。我告诉他,我们都是学生,他不得不表示道歉。

  那时的运输机密封程度差,升入高空后空气稀薄,我们都昏昏睡去。但是在穿越“驼峰”的时候,我忽然醒来,迷迷糊糊地对着小圆窗向外看,进入眼帘的全是山上的白雪,映得夜间如同白昼。飞机像贴着铺满白雪的山体飞行,十分惊险。

  穿越驼峰后不久,飞机就降落在印度东北角的雷多(也译作“列多”)机场,时间是29日凌晨,整个飞行过程一共持续了约4个小时。

  记者:到印度后,你们又做了些什么?

  张英霖:下机后我们先被送往附近的汀江中国新兵营。那里的长官是一位精通英语的蔡姓上校,北京人,名字已经不记得了。据说他和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是好朋友,由于史迪威去职,我们到后不久,蔡上校就离任而去。

  我们虽未见过史迪威,但在国内就听说他是中国通,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与中国士兵打成一片。他认为中国兵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一旦掌握了先进武器将是无敌的。正是他的建议,才产生了中国驻印军的建制。

  在新兵营,蔡上校指挥我们列队站在院子里。在美国军士的引领下,我们脱光所有的衣服,将灰棉军装投入熊熊的烈火,然后走进浴室洗澡。出浴时我们还经过喷淋消毒,再领取新的衣物、餐具及盥洗用品,然后每20个人一个帐篷地住下来。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们一直呆在那里,但可以在整个军区范围内活动。期间医生给我们打了10多种疫苗,包括伤寒等。牙齿不规整的要拔掉,这是怕摔倒时容易受伤出血、感染病毒,我的一颗虎牙就被拔掉了。

  此后我们才开始编队、参加训练。

  学习技术,归国运输反攻南宁物资

  记者:在印度时,您被编入了什么队?参加了哪些训练?

  张英霖:我们的分配去向有两个:一是分到新一军、新六军去前线;二是到比哈尔邦的兰姆伽接受机械化训练。

  我被编入中国驻印军技术兵团2营5连2排4班,享受下士待遇,去兰姆伽接受训练。技术兵团主要学习驾驶技术,学成后为战争提供运输服务,就是当辎重兵。听到这样的分配,我们感觉没有上前线那么痛快。但我们知道,打仗也需要辎重兵,因此很快就安下心来。

  记者:兰姆伽的培训地方大不大?

  张英霖:大。那里有许多训练机构,比如炮兵学校、战车学校、汽车学校、坦克学校、工兵学校、通讯学校、卫生学校等。

  其中我们去的汽车学校规模最大。它在兰姆伽南郊占有大片土地,有数百辆汽车,并设立了30多个驾驶场,分布在兰姆伽远近的山林中。我们每80个人一个班,每班配20辆十轮卡车,由1个美国上尉、5个美国军士和20个中国助教负责训练驾驶技术,还配1名翻译。

  记者:能具体谈谈驾驶技术培训的过程吗?

  张英霖:整个训练时间是1个月,中间没有休息天,从理论到操作都要学。我们一般每天5点多就到训练场,17—18点才能结束。

  按照学习进度的要求,我们不断学习技术,不断变换驾驶场地,几乎是一天换一个驾驶场,有时甚至是上午一个、下午一个。

  记得第一天上午是原地驾驶,就是把汽车的轮子架空,教你怎样发动汽车、认识车上的仪表、找到汽车发动的开关等。

  最后一天是考试,过河、过铁路,平行倒车(即倒车前车子与泊位同向)、垂直倒车(即倒车前车子与泊位方向垂直)、上坡等都要考,合格的发给驾驶证,通不过的要淘汰。我们那个班大约被淘汰了6个人。

  我因为学得比较好,不但拿到了驾照,还留下来当了2期助教。结果1945年5月才回到汀江新兵营。

  记者:接下来您就回国运送抗战物资了吗?

  张英霖:没有。因为兰姆伽那里雨水很少,所以我又在雷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泥泞驾驶训练,学习后轮打滑、车头摇摆如何控制,陷在泥里怎么办等技术。

  1945年7月,我才奉命由已经通车的中印公路回国,在昆明被编入中国陆军暂编辎重兵汽车第十团,后面的番号还是2营5连2排4班,投入中国战场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大反攻。

  记者:您第一次运送了什么物资?

  张英霖:当时我国正在反攻广西南宁,我们40辆车一个车队,运输军用物资。我车上装了约一百包东西,装得足有一个成年人那么高。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移交时才听说是用于军事摄影等的定影粉、显影粉。

  后来我又奉调去运输为反攻广州而印制的军用地图,1比5万比例的。

  记者:运输过程危险不危险?有没有人牺牲?

  张英霖:那时由于美国人掌控了全部制空权,云贵一带已长久不见日本鬼子的飞机了,所以身在后方的我们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运输过程也是很辛苦的,充满疲劳感,也有人因路况不好等问题而翻车受伤甚至牺牲的。但相比参加前方战役的人,流血牺牲就少多了。

  反对内战,离开部队走上新征程

  记者:您说的那批地图后来运到广州了吗?

  张英霖:没有。我们是8月1日发车的,8月8日开到贵州境内的红水河边时,因河水暴涨而受阻。就在那里等待过河的时候,8月15日傍晚,我从广播里听到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地图也就不必运去了。

  记者:您觉得,参加远征军有什么意义?

  张英霖:应该说,我个人做的工作不多,但远征军的作用不容否定。通过这支军队和中印公路,大量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运送到中国,而沿中印公路铺设的输油管道更是名副其实的大动脉,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大反攻。在中苏美英等国组成的同盟军的合力进攻下,日本人只能无条件投降,我国由此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应该说,这次战争,中国和日本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有人评论,这是日本的惨败,中国的惨胜。

  记者:日本宣布投降后,您还参与了军用物资的运输吗?

  张英霖:参加的。一次是运输武器、弹药到前方,装备接管投降日军的我国部队。还有四五次是运送工兵、新一军、新六军到接管地。运输经过的地方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

  记者:后来您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张英霖:1946年6月26日,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我因为反对内战,此前已提出退伍申请,并于7月离开了军队。1948年我经入学考试,插班进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学系一年级攻读。升入二年级后我们转到位于苏州的院本部,不久我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后我担任了社教学院党支部书记兼团总支书记,后被分配到青年团工作,又调到市委统战部,此后在苏州博物馆、市地方志办都呆过。我从军的相关证件、证书都已上交,现在已不见踪影。

  记者:今年7月1日,日本政府以内阁决议形式调整对宪法的解释,部分解除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您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英霖:所谓集体自卫权,就是跟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利。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是二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原则指导下,根据国内外形势做出的重大政策选择,实行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的和平主义。现在日本部分解除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使日本所谓的自卫队能够名正言顺地到海外参战,重新开启了通往战争的道路,这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二战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有可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希望日本当局深刻反思历史教训,慎重处理有关问题,切实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

  萦绕在心的“开小差”故事

  “开小差”是指士兵逃离所在部队的意思。国民党因为拉壮丁,士兵开小差的很多。远征军里这样的情况虽少,但也偶有所闻。其中有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一直萦绕在张英霖的心头。

  故事要从一个美军工兵少校在新平洋附近的森林中打猎说起。他偶然在一处山沟里发现了挂在树技上的黄布条,是中国驻印军的军便服上的。他立刻联想到,可能有日本狙击手在附近活动,就调来一些美军士兵,向布条吹来的方向搜索,结果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落荒而逃的大黑猿和一个赤裸身体躺在树叶、茅草堆上的中国士兵,已经奄奄一息。少校马上让人把中国士兵送往军医院救治,几天后,这个士兵才慢慢开口讲话,他开小差后的历险经历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他是在家乡四川凉山赶场时被抓壮丁的,当时他正在为母亲买药。经过十数天的押送,他来到了印度。从这一天到他逃走,前后还不足一个月时间。他满以为逃出营地就可以回家,哪知进入森林后迷失了方向。结果有一天,他睡梦中感到面部毛茸茸的,耳边有喘气的呼吸声,睁开眼睛一看,竟是一只巨猿。他吓得立刻昏死了过去。

  当他再度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阴暗的山洞里,身边有些野生果子,他正纳闷自己为何置身这里时,忽然洞口一闪,那只巨猿又出现在眼前,吓得他又昏死了过去。又过了若干时间,一种难忍的痛感把他唤醒。原来是那只巨猿撕碎了他的衣服,伸出粗大的舌头舔他的两肩、腹部等部位,每舔一下都使他感到一种撕裂般的疼痛。然而巨猿似乎没有恶意,舔过之后就安静地坐在他身边守候,像是看护自己的幼崽一样。

  据为逃兵治疗的医生讲,动物用舌舔是一种爱抚的行为,但如果再舔下去,那个逃兵就没命了,这跟皮肤烧伤面积愈大成活率愈低是一个道理。

  这故事是张英霖1945年6月在印度汀江新兵营,听同那个开小差的人一起住院的士兵说的。那位士兵说,他曾看到那个逃兵身上裹满纱布,每次换药都疼得喊叫。出于好奇,张英霖专程赶到那家医院探访,但那家医院已于数天前迁回国内,那个逃兵的情况已不得而知。

  张英霖常想,如果当时把这个故事了解得更清楚些,至少可以写成一段传奇故事,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改编成电影剧本,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与当事人擦肩而过的张英霖希望,能有知情人提供线索,让他在有生之年把这个故事弄个水落石出。(苏州日报 作者施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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